自1998年10月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了“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浙江省城市化进程”的战略决策以来，浙江大地掀起了一股城市化热潮。浙江省城市化水平已由1998年的36%提高到2000年的39.5%，而按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，全省城市化率已达到48.6%。与此同时，城市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已达到74%。作为新世纪的重大战略抉择，城市化在促进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，也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由于其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，这股城市化浪潮无异于一场“城市化运动”。
一、城市化引发三大突破
首先，城市化引发了观念上的大变革。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发展观发生了深刻变化，加快城市化已形成高度共识。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变化，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城市化建设的参与热情，旧城改造、行政区划调整等“城市化运动”迅速推进，户籍、土地、财税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逐步深入，“一城多府”这一困扰浙江省城市管理多年的难题也得以消除。据统计，到2001年10月底，全省建制镇总数已减少为860个，乡的总数已减少为596个，分别比1999年减少了144个和227个。
其次，城市化引发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。由于其自身特点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供应不足是常态。随着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传统的由政府一手包揽、单一投资的城建模式，已难以满足浙江省城市化的实际需求。面对资金缺乏这一城市建设的瓶颈，各地创造性地嫁接企业经营理念，把城市当成资产来管理，经营城市。通过将城市有形及无形资产的市场化运作，形成了“以城建城，以城养城”的良性循环机制。
最后，城市化也引发了实践上的大突破。随着浙江省城市化的逐步推进，浙江省许多欠发达地区发挥“经济洼地”效应，主动接受周边发达城市的辐射，借外势、借外力求发展。通过加快城市化建设改善投资环境，并以低廉的土地、劳动力成本优势，吸引外部资金、人才和技术；这也迎合了周边发达县市企业因本地劳动力、土地、服务价格等综合生产成本攀升而向外寻求低成本扩张的需求。浙江省金华的武义县就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。“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是要推进城市化”，这一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正把浙江省城市化推向新高潮。
二、城市化产生五大效应
由于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，浙江省城市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应。
1竞争力提升效应
城市是国际经济网络的重要节点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，城市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。城市之间的竞争具体表现在对人才、资金等稀缺资源的争夺上。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，浙江省大量中小企业已逐步完成了原始积累。规模太小的城市已没有足够的魅力承载、留住那些业已成长为大企业的“金凤凰”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，浙江产的“金凤凰”大量向上海等大城市搬迁。这必然带动资本、技术、人才的大量外流，甚至出现某些优势产业的“空洞化”现象。
随着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加速，各地的城市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张，这为浙江省适应国际化竞争构筑了高起点的竞争平台。城市软、硬环境的改善，有效地带动了人口、资金等资源的净流入，为浙江省在今后的竞争中赢得了先机。特别是杭州市，在萧山市和余杭市并入后，城镇人口达到324.08万人，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特大城市，为浙江省城市化树立了真正的龙头。
2结构优化效应
城市化在发挥集聚作用的同时，也优化了经济结构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。
首先，城市化带动了三产发展。在城市化的推动下，浙江省房地产、商贸、旅游、会展等第三产业都出现了大幅增长，2001年1-3季度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同比提高1.9个百分点，对GDP的贡献率同比提高3.5个百分点。不仅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，而且，目前浙江省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已经超过了二产。其次，城市化进一步提升了二产的集中度和竞争力。“低、小、散”一度是对浙江省工业的形象描述。由于浙江省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大力推动特色工业园区建设，浙江省城市建设为产业集聚、产业升级提供了有效的载体。产业链相互配套的大量企业在各种形式的特色工业园区的集中，有助于规模经济、范围经济的形成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块状特色经济的竞争力。据统计，目前省级特色工业园区已有83个，总投资超过200亿元。这些工业园区的建成，将为浙江省城市的发展形成更加强大的生产力。
3扩大内需效应
城市化推动了浙江省内需的强势扩张。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，内需不足是近几年制约浙江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。浙江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，有力地推动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增长，有效地弥补了近几年外需减弱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。例如，1998年浙江省10.1%的GDP增长中，就约有4.4个百分点是靠投资拉动的。浙江省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，就有约45万农民转为市民，浙江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仅为城市居民的1/2，根据统计数据测算,1998年至2000年,浙江省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.5个百分点,新增城市人口新增消费需求大约可增加43亿元。
4新城市效应
城市化的加速极大地改变浙江省城市的整体形象。近三年来，各地都将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增强城市功能，拓展城市空间，美化城市环境，提高城市品位作为当前城市化工作的重点，通过加大建设力度，全省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有了明显提高，城市环境面貌有了明显改善，
城市功能明显增强，城市品位进一步提高。在浙江省城市化建设中，不但历史文脉得以很好地保持，“天堂硅谷”、“信息港”、“数字城市”、“环保城市”、“海洋城市”等新的城市概念和城市形态也正逐渐成为现实。
城市化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，也提升着人们的生活质量。据统计，到2000年年底，浙江省设市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14.71平方米，居全国第四位；城市日供水能力982.73万吨，用水普及率99.93%，居全国第五位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83.4%，居全国第五位；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.68平方米，居全国第十一位；城市天然气普及率98%，居全国第三位；城镇人均居住面积14.42平方米，居全国第二位。
5“三农”转化效应
“三农”（农业、农村、农民）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焦点。推进城市化对“三农”辐射作用是全方位的：首先，有助于减少农民（专家认为，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）。城市化加速，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农民、外来人口实现了“城市梦”。据统计，浙江省城镇人口已由1998年的1596万增加到2000年的1770万，而按“五普”统计口径，2000年全省城镇人口已达到2276万人。另一方面，城市化加速创造了大量的二、三产业就业机会，为农民增收提供了重要的渠道。据统计，2000年浙江省乡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达1093.51万人，占全部乡村劳动力的51.9%，正是因为城市化，这些人中除一部分人“离土不离乡”外，相当一部分人集聚在二、三产业比较集中的城镇地区。其次，有助于农业的规模化、产业化经营。大量的农民转变为市民，使农业人均耕种面积增加。目前，浙江省各地迅速推进的土地流转试点改革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城市化的推动。最后，有助于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。城市化推动原有的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改革，带动劳动力、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，这些都有助于消除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。
三、城市化走出了一条浙江之路
除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之外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：经过三年来的积极探索，浙江省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全新的城市化道路。
浙江的城市化之路是一条勇于开拓、全面创新型城市化之路：创新是浙江省城市化的灵魂，这不仅体现在浙江省城市化的规划之中，更体现在浙江省城市建设、城市管理的全过程。不仅体现在全新的经营城市的理念，也体现在“以人为本”的城市管理新理念。浙江省不仅“领跑”我国户籍改革，而且在新兴城市社区的建设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。例如，目前杭州市已将原来的街道、居委会调整撤并为275个社区。市民和社区是一个城市的“根系”，随着这些新型社区的建设，城市管理的理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，“以人为本”的发展观得以充分体现，居民也从以前的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参与。随着浙江省社区建设的逐步推广，我们耳熟能详的“居委会”即将成为历史名词。
浙江的城市化之路是一条市场化之路：市场是浙江经济崛起的两个轮子之一。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先生的有关研究，浙江省市场化程度仅次于广东，居全国第二位。由于市场观念深入人心，浙江省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”的城市化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。“经营城市”就是市场化催生的全新理念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正是市场化加速了浙江省的城市化，反过来，浙江省市场化的城市化道路也促进了市场的深化。轰动一时的“义乌-东阳水权交易”就是浙江省城市化促进市场深化的经典案例。
浙江的城市化道路是一条效益型城市化之路：效益是城市化的动力和结果。从城市化的结果看，根据以上分析，浙江省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综合效应。这既表现扩大内需的短期效应上，又体现在产业集聚、城乡一体等长期效应上。从城市化的动因上看，效益是浙江省城市化的根本动力。在推进城市化之初，对于城市规模问题，浙江省有些市地存在争议。对此，省领导明确指示：“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，城市能建多大就建多大”。这体现了城市化以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。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，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聚集、重组，以最小的投入创造最大的效益。只要利大于弊，要素就会继续向城市集聚，城市规模就会继续扩大；而一旦弊大于利，城市规模扩大之势就要停滞，要素就会随着人们趋利避害的动机而外移。因此，效益是浙江省各地城市规模边界确定的惟一标准。
（本文作者单位：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）
2002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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